新華社北京2月7日新媒體專電(記者 姜偉超)2月7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典型惡風:兒子快結婚了,自己彩禮錢才剛還完》的評論。
王順在老家的兒子年前看上了鄰村的一位姑娘,“親家”開口就是16萬元。對這價格王順早有心理準備,但讓他悲哀的是,自己18年前結婚欠下的彩禮錢去年才剛還完。
王順今年40歲,家在西部省份一貧困山村。1998年王順結婚時,妻子娘家要了個“公道價”——2萬元彩禮。拿到現在不值一提,但當時在西部農村已經是天價。加上置辦、待客,王順父母欠下了親戚3萬元債務。沒想到,第二年王順父親便中風偏癱,這一病就是14年。加上兒子出生、翻修老房子,用王順的話說這14年幾乎沒有“隔夜錢”,欠下的債務只能年年還利息。2013年父親去世,王順和妻子來到省會城市租了半間房開了一家饅頭店,連幹了3年,才把這錢還上。在父親生病期間,王順無數次想種大棚、買車跑運輸致富,但就是攢不起啟動資金。
說到這裏,王順從褲兜裏掏出一根擠得彎彎曲曲的煙,用手不停捋著:“這16萬元要是給了,我啥時候才是個頭。”
臘月是農村結婚的高峰期,隨著農村小年輕們紮堆結婚,“天價彩禮”問題再一次引起社會關注。仔細分析各地“天價彩禮”現象,形成的原因基本雷同,性別失衡、“供需關係”等解釋只是表像,歸結到一點還是形成了惡性循環的不良風氣。一筆不能承受的金錢,表達的不一定是男方對女方的重視,但買斷的很可能是小倆口的幸福。
在西部一省會城市打工的陳源小倆口2年前“逃禮”出來後,就沒有回過農村老家,今年也沒打算回去,確切地說是不敢回。快過年了,才23歲的陳源一點鞭炮也沒買,“一聽到鞭炮聲就想家。”
陳源和妻子是一個縣的,在打工時相戀。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兩家人只需成人之美就行了。但沒想到陳源第一次去老丈人家,聽到的不是祝福,而是“12萬”。
陳源還有個弟弟,當時正在讀大學,母親長期低血壓,靠藥維持,一年到頭不但攢不下錢,有時還要欠債。陳源的妻子是“二女戶”,家庭幾乎沒有負擔。小倆口多次上門做老丈人的工作,但老丈人堅定認為,彩禮的多少是男方對女兒重不重視的體現,最低12萬元,再少“丟不起那人”。
商量無果,小倆口無奈之下偷著領證後就不告而別。倆人一走倒是清淨了,但沒想到3年間兩家各找各的不是,已經多次“兵戎相見”。今年孩子1歲了,陳源和妻子也過得彆彆扭扭。正可謂本是有緣人,夢斷“12萬”。
彩禮作為一種傳統風俗,自然有它在社會學與文化學上的重要價值,但時至今日依然讓彩禮主導現代婚姻生活的舞臺,甚至讓天價彩禮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無論是“萬紫千紅一片綠”,還是“一二三四五”“萬里挑一”……“天價彩禮”已經由“彩頭”和契約象徵,異化成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額財產的婚姻買賣。而諸如高彩禮讓男方家庭傾家蕩產負債累累、成為婚後婆媳關係不睦的導火線、夫妻感情破裂後因彩禮返還導致的糾紛激增等奇事更是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因彩禮糾紛引起的滅門事件。
近期,中央相關單位把反對婚喪大操大辦作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對農村紅白事制定“限價令”,這背後折射出的是強烈的民意和社會訴求。說到底,婚姻還是兩個人的事,雙方家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希望年輕人幸福。那麼為什麼不能放下架子,放下所謂的面子,向年輕人送出純潔的祝福呢?
在蘭州一家公司做銷售的劉康最近和妻子邁入婚姻殿堂。有彩禮,但只是象徵性的8888元。就這錢,還只是過了個手,新婚之夜又被岳母放在小倆口新房的床頭,這讓還在為房子打拼的劉康感激涕零。
劉康和妻子的老家是甘肅省平涼市的農村,這個地方曾因彩禮過重,多次被媒體報導。劉康和妻子家境都不太好,考慮到妻子還有個弟弟過幾年也要結婚,劉康家覺得在彩禮上估計“壓不下價”。在結婚前,劉康打聽得知老家彩禮“市場價”是13萬元,於是不等開口,就借遍朋友,最後還少3萬元,無奈之下劉康在同學中發起“眾籌”。誰知上門提親時,說到彩禮,老丈人只是擺了擺手:“日子是你們的,咱不管那一套,表個心意就行。”劉康聞言頓感一座大山從背上卸了下來。
“不是親爹,勝似親爹啊。”劉康說,“我要是不好好奮鬥讓人家女兒過上好日子,對不起我岳父岳母的體貼,小舅子結婚,我也竭盡全力幫忙。”
你看,有時幸福很簡單,只需要輕輕抬起腳,跨過惡風惡俗這條線就行了,女兒是你的,女婿也是你的。這也正合了農村裏那句俚語:“一好不如兩好”。
其實,彩禮的“拜金化”以及“天價彩禮”的出現,大約也就是近20年的事。“天價彩禮”背後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對物質的追求日盛,還與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愈發凸顯分不開。“剩男危機”與天價彩禮是一個藤蔓上結的兩個苦果,要想改變這種現狀,需加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但最根本還是在加快農村的脫貧致富步伐的同時,推進移風易俗工作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鼓勵年輕人向天價彩禮說“不”。當農村越來越富裕、文明程度越來越高,“天價彩禮”必然會將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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