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轉告我說，某位同行覺得我很傲慢，可有趣的是，我並不認識這位元同行。經過提醒，我才想起唯一的一次接觸就是在同一張大桌子上吃過飯，大家誰也不認識誰的那種商務飯局。我只跟旁邊的人說了話，跟其他的人可能只是換了換名片或者連名片也沒有換，於是這種應酬上的疏忽就被定義為“傲慢”。
而我從一位同行嘴裏聽到的對我的密友的評論就更負面，這位密友是做商務運營的，被認為“渾身銅臭味，俗氣”，並質疑我竟然和這樣的人密交。我猜想很可能是第一次見面我的密友就和他談如何管下屬、如何用最少的報酬籠絡住最好的人才等話題吧。而在我眼中，我的密友不僅熱心，而且有膽識，有魅力，更主要的是，對我很好。
每個人都在試圖從自己的立場評價別人，這個立場十分多樣化，可能是需要被肯定的同行，需要被獎勵的下屬，需要被尊敬的同事，需要被伺候的客戶，更何況還有需要被照顧的家人，需要被注意的親戚，需要被相陪的友人，甚至需要被禮貌對待的各種服務人員。到最後就成了“盲人摸象”，每個人摸出來的都是不一樣的。一旦需求沒有被滿足，就會有“非議”出現。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大叫“活著太累”了，想討好所有的人，不累死才怪。我有個把人際關係處理得八面玲瓏的同行，年紀輕輕就坐上了高位。可是在他的大學同學嘴裏，他成了“油滑、不真誠”的奸佞小人，判詞是“你永遠搞不清楚他心裏真正的想法。”儘管在他來上海出差的時候，“奸佞小人”曾經派司機接過他，依然被“非議”，只是因為沒有滿足他“被真誠地對待”的虛無縹渺的需求。我記得王家衛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幾處是不可能完成的。這話雖然極端，反映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因為需求不同，人的言行實在是太容易被誤讀。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參加生意人飯局的原因，為了生意興隆，他們希望盡可能少地避免任何非議產生的可能，因此言談舉止盡可能地“政治正確”，話題多為敍述和轉述，盡可能少得避免帶個人色彩的分析和評論，從而把飯局搞得一本正經，大家都說一通最近的新聞就完事，無聊至極。
完全不關注別人的非議，會被認為不合群、過於傲慢，容易喪失職場機會，但是太關注別人的非議，又會落得心神疲憊的下場。雖然非議並非隨著生命的消逝就消失了，但歷史更關注的還是一個人對世界的貢獻。比如愛因斯坦，跟在他名字後面的永遠是相對論，而不是他的婚外戀情。凱恩斯有句名言：“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但死了之後，跟在你名字後面的還有你為這個世界做的事情，你放心，那些指指點點的非議絕對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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