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欲望的，信什麼，就想探求什麼，明白什麼的本原與真相。人信命，就想知命，探求知命之道，解開命運之謎，把握命運的規律，趨吉避凶，化害為利，讓人生的幸福指數最大化。老子《道德經》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要知人，先要自知。但人最難的是認識自己。這是哲學的難題，也是命運的難題。人類自開化以來，不論那種文化，那種學問，都為解決人的問題而來。西方的《聖經》，中國的《易經》。佛教的《心經》，道教的《道德經》，西方的心理學，中國的命理學，西方的星相學，中國的面相學，都希望最接近人類命運的真相。但是，所有這些，都是解決人類群體性困惑與問題。西方心理學再好，針對某個個體，就無法解決個體的問題了。這一點，中國人認識的猶為清楚。所以，自古以來，國人就在不停地向認識個體的命運的方向邁進。
於是，中國人歷經千年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發明了陰陽五行。並在陰陽五行的基礎上，發明了兩套玄學技術。一套，對事，它以《易經》為理論基礎，以陰陽五行的生克制化為手段，專門解決某一事件的吉凶預測問題。比如，出門利不利？合作順不順？辦事成不成？生意順不順？尋人尋得見？牛丟了能否找到？祖先們就研究了一套完整的技術，如八卦占卜（俗稱六爻）、梅花易數、大六壬、奇門遁甲等。一套，對人，直指人的命運，對人一生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心性秉賦、婚姻喜忌進行預測，如四柱命理、紫微鬥數、邵子神數等。二者共同構成了周易預測學的龐大理論體系，形成了象、數、理、占的完備技術。而且已深深地紮根于人們的心靈中，經久不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而知命，則以“知”為原則。知自己的天賦，知自己的心性，知自己的缺陷，知自己富貴貧賤的大致層次，而後順命，正命，達命，改命，使自己的人生有方向，有目標，有作為，而又不至蠻幹。知道自己是清貧命，就不做非分發財的美夢，不做坑蒙拐騙的蠢事，老老實實做人，勤勤肯肯努力。知道自己是普通命，就以“修身齊家”為要務，以家庭責任為第一，提高家庭的幸福指數，不做“治國平天下”的美夢。知道自己是富貴命，就要以“治國平天下”為要務，以社會責任為第一，敢於擔當，一心為公，而不是貪污受賄，自己給自己挖牢獄之坑。算命者，一生追求於事項的準確與否；知命者，追求的是對人先天心性秉賦的把握。想算命者，去算算你幾歲克父，幾歲克母，未尚不可。但想知命者，遇到算命的手裏，就會被忽悠。比如，一個人困惑於職業，困惑於情感，迷茫於前程，而去算命，結果讓神仙算的點頭哈腰，說了一堆六親之事，過去之事，件件神准，解惑者一高興，說你真是大師啊，算的好准。回到家，才想起來，自己心中困惑依舊，對自己的命運依然故我，依然迷茫不清。
所以，命理學存在的真正價值，在於知命，而非算命。知命，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更好地完善人格，昇華境界。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內聖外王”的方向發展。《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人之初，性本惡”。西方人亦說人生下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為每一個的生命中，都有各自的性格缺陷，比如七煞的心狠手辣，傷官的清高自我，劫財的貪得無厭，陽刃的兇殘本性，等等。而這些缺陷，恰恰是我們一生都要面對的課題。故知命，知善是知所長，知惡是知所短，知惡比知善更重要，知人之惡，知魔鬼的一面，人才有廉恥之心，才能更好的改變自己。就是所長，其實也是短處，因為任何事物都有陰陽兩面，有其長必有其短，如印星的人憨厚老實，但老實的反面就是容易上當受騙，容易遭人欺負。食神的人聰明內秀，但內秀的反面就是一根筋。正官的人遵紀守法，但守法的反面，就是唯唯諾諾，唯書唯上，沒有開拓創新的精神。傷官的人飛揚跋扈，容易叛逆，但叛逆的反面就是創新能力強，點子多，有智慧。所以，知命的目的，就是知長短，明貴賤，用人所長，避己所短，先知命，後才能革命，完善自己，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就是古人創研命學的根本要義與核心。
知命，可以正位凝命。正位，就是找對自己的位置，找對自己的座標。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入對行的前提，就是要正位，正痊的前提，就是要知人的天賦所長。一個人來到人世，不是什麼事都能做的，為仕，為官，為財，為藝，為技，為儒，都由天賦所定，每一個人的天賦，都有最長的一面。向天賦最長的方向發展，才能找對自己的位置，入對行當，實現心中的夢想，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好多大學畢業生，所學專業沒用，就是因為大多數人的專業，不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是父母代選的，故爾為父母讀書，而非自己心中所想。人有人命，國有國命。個人要知命，國家亦要知命。有學問的不一定會當官，會當官的不一定有才華，會做生意的往往沒文化，有文化的往往不會做生意。文化人群與經濟人群，往往由兩種不同基因與天賦決定。純由文官當權的朝野，所做的經濟決策往往不靠譜，經濟就不會發展；純由財官當權的朝野，社會的倫理道德就會滑坡，人就會失去信仰，一切向錢看。所以，朝野的搭配，最忌清一色，文官、財官、武官、法官有機融合，才是最佳組合，亦才是社會之福，天下之福。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我們應該以天人視野下的人文關懷，來對待命理這門學問。
知命，可以決疑解惑。袁樹珊在《命理探源》中說：“昔賈誼有雲：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蔔、醫中”。良醫治病，神蔔決疑。什麼叫疑？疑就是困惑，疑問，心性不明，天賦不清。決，就是解惑。命學的宗旨，是幫人解惑。這世上，困惑的人太多太多，他們的人生就如灰暗的天空，混沌一片，有時看不到一絲亮光。我所接觸的諮詢者，知命者，大多都是困惑者。有困惑於名者，困惑於利者，困惑於財者，困惑於情者，不一而足。前途迷茫者，常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適合走仕途，適合做生意，適合搞學問，還是適合競技，面對十字路口，手足無措，困惑不堪，徘徊不前。情感困惑者，認不清感情的真假，有時一頭陷入困境，就再也跳不出泥潭，吃飯，飯不香，睡覺，覺不香。心靈困惑者，精神空虛，信仰缺失，無所事事，整天沉醉於酒色之中，而不能自撥。所有這些，都需要高人指點，明人指路。而命理學，就有度人上岸之功，救人明心之德。
知命，可以趨吉避凶。人生的道路坎坷崎嶇，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不管是當官的，還是老百姓，甚至貴為天子，都有七災八難，誰也難以抗拒！而且，愈是大富大貴者，愈是災多災大；一般平民，卻是災少災小。故趨吉避凶，是人人關心的問題。帛書《易傳》中孔子就雲：“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蔔筮也。”，意即認識命運亦好，占卜吉凶亦罷，都是為“趨吉避凶”。民間俗語“官問刑，富問災，平民百姓問發財”。目的還是為了“趨吉避凶”。而“趨吉避凶”的前提，也是須先知命。若不知命，卻想“趨吉避凶”，掌握自己的命運，那只是一句空話。正如不瞭解汽車的性能又不懂駕駛技術，不懂交通規則，怎能開車上路？又怎能掌握好它的方向？通觀《周易》全書，盡為導人趨吉避凶之大義。譬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亢龍有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以恐懼修身。”“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等，都是趨吉避凶之良策。但今人不知易理，卻深信江湖坊間解災化煞之妄言，畫符念咒之妄行，誠不可憐乎？歷史上開基建國的帝王將相，和當今一些發達國家的首腦，大財團，甚或小商家，均崇尚中國易經，民間工農商學兵群體中，也不乏慧眼識《易經》之人士，他們都是從《易經》這博大精深的瑰寶中，吸取了無窮的精華，或趁勢功成；或趨吉避凶，或努力修為，迎喜納福，“好風憑藉力，送君上青雲。”達成了美滿人生之理想境界。
知命，可以安身立命。清代學者沈孝瞻在《子平真詮》中說：“人能知命，則營竟之心可以息，非份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貴窮通壽夭之遭，皆聽命於天，而循循焉各安於義命，以共勉于聖賢之路，豈非士君子之厚幸哉！”自古至今，所有的命學著作，都沒有人思考過算命的終極目的到底是什麼。唯有沈孝瞻先生心有智慧，首次在命學著作中，點明了知人“窮通壽夭之遭”的要義，在於順命，在於“安於義命”，在於“共勉于聖賢之路”。“聖賢之路”就是修“聖賢之心”，養“聖賢之德”，做“聖賢之事”，這就是“內聖外王”之道。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人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天賦所長，就會取掉“營竟之心”，“非份之想”，安於性命，順命而為。這一點，曾國藩亦有深刻地體悟，他說：“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學做聖賢，會由自己做主，不與天命相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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